当前位置

首页 > 范文范例 > 生活经验 > 焦仲卿人物形象分析

焦仲卿人物形象分析

推荐人: 来源: 文萃屋 阅读: 3.2W 次

历来《孔雀东南飞》的读者们多钟情于女主人公刘兰芝,认为她在无辜被遣后能再就高枝的情况下还忠于原来的爱情,是一个勇敢执着于坚贞不渝爱情的奇女子。不少人认为焦仲卿的软弱妥协是他们悲剧的主要祸根。笔者认为,单从事情表面分析,作为母亲与妻子之间的中间人,不能化解调和她们的矛盾,焦仲卿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能离开大环境和小环境以及个人因素的综合作用。如果从焦仲卿的特殊家庭和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来分析,笔者认为焦仲卿的殉情比刘兰芝还更艰难,背负着更多社会、家庭的重责,因而更有意义。

焦仲卿人物形象分析

一、为了爱情克服性格上的弱点

文中焦父一直没有出现,许多专家推测应是不在人世或长期在外。焦仲卿在缺父的环境下成长,母亲独断专行、主观霸道、性急暴燥的作风使他形成了内向与懦弱的性格特点,缺乏阳刚之气,遇事少作主张,对母亲言听计从,对妻子深深的爱意也埋藏在心底。这既是汉代“以孝治天下”的要求,也是他内向的性格特点造成的结果。以至妻子对他感到失望,特别是在婆婆的诸多刁难下忍无可忍,向他倾诉了“君家妇难为”的处境,提出了遣归的请求。这才令到他猛然醒悟,再这样下去,将永远地失去心中的至爱。所以当他听到娇妻要自请遣归就跑去质问母亲。可见,妻子在他心中的分量确实不轻,也因为有这伟大爱情的力量才足以给他勇气,改变他的懦弱,这是焦仲卿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敢于迕逆母亲即是不再愚孝,是对自己的过去及母亲的反叛。

二、为了爱情挣脱了思想的束缚

汉代实行以孝治国,将《孝经》列为七经之一,并成为官学的启蒙教材。东汉末与蔡邕齐名的崔寔在《四民月令》里就有记载:“十一月,研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皇帝以孝为谥号的就有孝惠、孝文、孝武、孝宣诸帝。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西汉重孝,尚少行三年丧者。东汉则谓他人父,对举主、故将亦多行孝三年,而父母之丧有加倍服孝者”,“甚至有行服二十余年者。”由此可见,东汉时,“孝道”备受推崇,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强调子女必须绝对顺从父母,如果子女冒犯长辈则为社会所不容。因此《礼记·内则》中“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这样过分的事情才会发生。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影响下,焦仲卿为了妻子质问母亲“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已是过分,当母亲提出“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的强横要求,焦仲卿以“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来相威胁更是不孝。焦仲卿接受的教育使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行为:对母的不尊就是不孝,就不能立足于社会,也等于自毁前途,“仕宦于台阁”就会成为空想。明知这样,他还是以妻为重。焦仲卿走到这一步,已是与孝对立,与整个社会伦理为敌。他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然而,为了心爱的妻子他宁愿背叛“孝道”。在母亲的坚决反对下,焦仲卿无力坚持,但还是抚慰妻子“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可见他时时处处都为妻子着想。在母亲和妻子之间,一个出于孝,一个出于爱,只能拥有其一,实难两全。在遣妻的路上说出“誓天不相负”的话,一方面是安慰鼓励妻子增强她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是背叛着母亲和孝道。在知道妻子再嫁时选择“吾独向黄泉”,并且“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可见,他是背负着多么沉重的包袱,经历了多少的反复与艰难的挣扎才摆脱了“孝道”的束缚。

三、为了爱情放弃大好仕途

焦仲卿本可通过休妻达到猎取功名和富贵的目的,但是他为了爱情放弃大好仕途,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汉代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是察举制度。察举制度是根据乡闾评议,将道德标准放在第一位。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自公元前140 年董仲舒建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使察举制度化,至公元220年曹丕以“九品官人法”取而代之,前后经过了360年。而建安在公元196年,已是察举制度的末期,并已走向异化。东汉中期以后,察举制度的舆-论权渐为豪族权门所操纵,制度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体现了民众对名、实分离的察举制度的讽刺。制度的破坏使人们的行为出现分化,一部分士人更加崇尚气节,对察举制度毫不在意;而另一部分人则因为汉代为吏的俸禄极薄,抵不上农民一家五口的收入,养家至为困难,所以不少吏士就想尽办法通过察举制度,即希望通过奇行异事来提高名声,希望在察举中能以此平步青云。 如范晔在《后汉书·列女传》就记载了两则借助出妻来猎取功名的例子。“广汉姜诗妻者,同郡庞盛之女也。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笃。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而班固在《汉书·王吉传》中也记载了“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一事。姜诗等三人的妻子都没有原则性的错误,而他们竟为了自己孝悌名声而出妻,并被载入史册,因此官运亨通。其实王吉原来和焦仲卿一样也只是一名郡吏,后来“以郡吏举孝廉为郎”,鲍永后被征为司隶校尉。这种升迁确实令不少人眼红,效仿者不乏其人。

《焦仲卿人物形象分析》全文内容当前网页未完全显示,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